疫情使人們更加明白，快遞員、外賣員對于社會的正常運轉十分重要。但為什么我們的工資和地位卻反而很低？這種不合理如何改變？
作者：Floyd
01
快遞外賣出現缺工潮，多地號召全民當騎手
這幾天，隨著“動態清零”防疫政策的急轉彎，各地放開后感染人數急劇增加。而外賣員和快遞員的工作需要極高的流動性，感染幾率就高出普通人好多倍。
果然，這幾天上海、深圳、北京、廣州等大城市紛紛出現外賣員、快遞員缺工潮，不少地方紛紛招募臨時兼職騎手，工價炒到了每天400-500元。
京東的劉強東更是借此又搞了個大新聞。12月14日下午，他們從全國調集首批1000名快遞小哥“馳援”北京，定向增援北京市的快遞配送工作。這一舉動成功在媒體上造出巨大聲浪，從各大門戶網站，到抖音快手上的各種短視頻號，人們紛紛夸贊京東做得好，提供了及時雨。
與此同時，北上廣深幾個大城市的區政府也紛紛致信民眾，呼吁大家善待外賣員，海淀區甚至直接倡導所有人都下場去做騎手，“在特殊時期為海淀區千家萬戶送去一份溫暖”。類似的還有《人民日報》等媒體，這幾天連續發文，稱贊外賣員和快遞員在疫情當下給社會送去了溫暖。
02
社會的運轉可以離開老板，但離不開“必要行業工人”
無論是劉強東高調“馳援”，還是各地高工價招聘臨時騎手，還是政府部門齊刷刷稱贊外賣員和快遞員對社會的貢獻——甚至動員普通市民做騎手，這些都說明：咱們快遞員和外賣員的工作，對社會的正常運作至關重要。
事實上，類似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發生。最近、最戲劇化的一次是4月的上海。當時上海也是因為疫情防控突然轉向，從“精準防疫”轉向“動態清零”。一個急轉彎，各方面都還沒準備好，導致措手不及。一時間，不少人連日常生活起居和蔬菜水果飲食都成問題，更不用說看病了。
當時，也是劉強東來蹭了一波好感度：一段“京東小哥用自殺式物流支援上海”的聊天記錄流傳網絡，京東調配14批快遞小哥開車進入上海，就地隔離，以14天為周期循環，滿足每天的物流需求。
從打工人的視角來看，京東的做法有不少值得吐槽的地方。比如用“自殺式物流”這種夸張的語言來描述自己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基礎行為；比如動用大量媒體資源，把應盡的企業社會責任搞成重大善行，好像自己做了天大的好事；比如京東把快遞員送到上海的時候，并沒有給他們提供足夠多的健康保障，薪水也沒有太多增長。
可以說，劉強東實際上是在拿快遞員的健康做風險賭注，來博取大眾的贊譽。
但是從京東愿意拿這件事炒作、并且引發了巨大的社會關注，且快遞員們的努力真真切切地滿足了疫情中的上海市民的急切需求來講，我們就很容易看到：雖然平時很多人都不太看得起外賣員、快遞員的工作，認為這些工作又苦又累，甚至有人說這一群體素質低，雖然快遞員、外賣員的工作工資較低。
但事實上，這些來自其他人的吐槽、貶低，都不能改變一個鐵定的事實，即：咱們外賣員和快遞員的工作對社會非常關鍵、非常重要，是必要行業工人。
一個社會的正常運轉，可以沒有劉強東和王興這些老板，也可以沒有績效分析師、房地產銷售、金融業務員等給資本打下手或者跑腿的，但一定不能沒有外賣員和快遞員這種必要行業工人。
這一點在疫情中表現得更加明顯。
03
高效運轉的寫字樓，離不開外賣騎手的供養
有人可能會說，快遞員、外賣員之所以顯得十分重要，是因為社會出現了緊急情況。所以這是例外狀態。放在平時，外賣員和快遞員可有可無。
大錯特錯。
道理很簡單。以外賣員為例，北京上地西二旗軟件園和深圳南山是中國兩大互聯網公司的集中地，每天上萬的程序員和其他互聯網公司員工在此工作，維持著中國龐大的互聯網經濟，支持著中國十幾億人每天的上網需求。
今天我們對微信電話習以為常，對短視頻習以為常，但這些服務都不是靠大風刮著運行的，而是靠這些互聯網公司的員工在背后努力支撐。
每到中午，西二旗和南山的軟件產業園們和互聯網公司們樓下就聚集著大量的外賣員，給互聯網白領員工們送餐。這給他們節約了大量的時間，讓他們可以隨時隨地吃上營養、可口的飯菜，從而更高效地工作。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互聯網產業的發展固然有這些白領程序員和產品經理們的功勞，但這些白領打工人效率能如此之高，外賣員也功不可沒。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外賣員送來熱騰騰的飯菜，恐怕每天互聯網公司白領的工作時間至少減少2個小時，不少女性也無法免除在家做主婦的命運。時間成本增加，經濟成本增加……我們的生育率恐怕要繼續往下掉。
04
重要卻被貶低的打工人，逆襲的力量在哪？
有的人肯定要問：既然咱們外賣員快遞員是必要的工人，在維持社會正常運作過程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那為什么咱們工資卻那么低？有辦法改變嗎？為什么要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重要作用，而非跟著一些主流觀點繼續貶低自己呢？
在英國，疫情之后有一些人發起了一個項目，叫Notes from Below（底層的注釋）。目的首先就是給所有人展示像咱們快遞員、外賣員，還包括清潔工、家政服務等等，這類工種對社會的重要作用。他們主要是通過發文敘述這些工種在疫情期間和疫情后的角色。
項目發起人伍德庫克說，他做這個項目主要是希望英國工會和民眾可以意識到這一點，從而幫助改善這群工人的處境。
英國工會，本該是維護打工人利益的機構
但伍德庫克也認為自己當初的設想太過樂觀。因為英國的工會經過了一百多年的發展，雖然不像某些國家的工會一樣形同虛設，卻也沒有多少能力真正處理打工人關心的問題，很難成為打工人與企業和政府協商中的有力工具。
而他也沒那么悲觀。他認為，既然外賣員、快遞員在社會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他們中就蘊藏著巨大的改變力量。
因為他們一旦“集體躺平”拒絕提供他們的服務，將給社會帶來巨大的動蕩。在他看來，這是外賣員、快遞員們可以爭取更高收入和更好、更穩定待遇的主要籌碼，也是非常有力的籌碼。
這不禁讓我想起四月以來在卡車司機中廣泛傳播的一段視頻。
疫情期間，雖然肩負著在各地運送人們基本生存物資的重任，但司機們還是經常被一刀切，受到百般阻攔，理由是“疫情防控需要”：地方上認為貨車司機在路上流動性極高，很容易帶來病毒的傳播。
這導致很多司機跑一趟車，賺不到幾千塊，結果被拖去隔離，費用還自掏腰包，不僅不賺錢反而折本。于是有司機在B站、抖音和快手上發起呼吁，希望車友們認識到自己的工作對人們日常生活的極端重要性，并向有關部門喊話，要求他們停止荒謬的措施。
全國卡車司機有很多自組織和抱團互助的經驗
后來，確實有不少省市做出調整，出臺了更合理的防疫措施。
而司機們這股團結的力量不斷積蓄著，也成就了上個月貨拉拉司機的全國“躺平潮”，結果“一躺就靈”，公司不到三天就認慫讓步了。
這就是“必要行業工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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