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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為什么能提出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2023-01-03 16:05:25  來源: 學習時報   作者:滿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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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愛國名言可謂家喻戶曉、影響深遠,其源于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顧炎武的《日知錄·正始》。這句話言簡意賅地指出個人應對國家興亡承擔責任,對激發中華兒女的愛國精神和責任意識發揮了重要作用。數百年來,成為我國偉大民族精神的重要體現。

  “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精神

  “正始”是三國時期魏齊王曹芳的年號,正始年間,正處于魏晉易代之際,朝政黑暗腐敗。為逃避災禍,魏晉士人只好消極避世,“清議”逐漸轉為“清談”,玄學開始興盛,史稱“正始之音”。顧炎武認為,魏晉風流名士崇尚清談,“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導致儒家主流價值觀崩潰,從而導致“國亡于上,教淪于下”。他深感明末心學空談誤國,明朝滅亡與社會各階層未盡到道德倫理責任有關,因而借談正始之風,反思明朝滅亡原因,發出了“亡國與亡天下奚辨”之問。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和“天下”常被作為同義語使用。但顧炎武認為,“國”和“天下”存在本質差異,“亡國”和“亡天下”不能混為一談。在他看來,如果整個民族禮義喪失,道德淪喪,文明墮落,將天下不保。在這里,“天下”不是地理意義上的天下,而是指維系社會秩序的文化。在區分“亡國”和“亡天下”的基礎上,顧炎武進而闡述了兩者之間的關系。首先,“保國”和“保天下”息息相關,維護社會道德和文化傳統以保天下,是“保國”的基礎。其次,“保國”和“保天下”的責任主體不同,“保國”是帝王將相、文武大臣的職責;而“保天下”是捍衛民族文化傳統和社會道德風氣,每位普通人都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因此,顧炎武得出結論:“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清末民初時期,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中華民族再次面臨亡國滅種的嚴重危機。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梁啟超根據顧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的論述,提煉出大家都能聽懂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八字名言,號召國人救亡圖存。自此,這一口號成為喚起國人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的最強武器。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價值追求,也構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

  “身沉心不改”的愛國情懷

  天下興亡,“匹夫”為什么“有責”?這得從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時代背景談起。顧炎武生于明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正值明王朝日漸衰弱,清政權強勢崛起的動蕩時期。明朝末年,國家政治腐敗,經濟凋敝,社會動蕩不安,處于內憂外患之中。關外于1616年建立后金政權,并在1636年正式改國號為清,覬覦中原富庶之地已久。明朝廷內部卻黨爭持續不斷,內耗嚴重。而日益加劇的土地兼并,導致階級矛盾異常尖銳,農民起義此起彼伏。1644年3月,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朝滅亡。旋即清軍入關,定鼎北京,遂揮師南下,開始對整個國家進行血腥的軍事征服。清政府入主中原,在顧炎武看來,這不僅是政權上的替代,更是中華文明傳承的斷裂,如何保住“正統”文化,成為他首先要思考的問題。

  這一思想的產生,與顧炎武的家學傳統和個人經歷密切相關。顧炎武江蘇昆山人,出生于江東望族,還在襁褓中時,就被過繼給未婚早逝的堂叔顧同吉為嗣,由嗣祖和嗣母撫養長大。顧炎武從小就隨嗣祖讀《孫子兵法》《吳子》《左傳》《國語》《資治通鑒》以及朝廷刊行的《邸報》,養成了他關注時事政治、關心現實民生的治學取向。未婚守節的嗣母王氏出生于書香門第,性格剛強,有著良好的文化教養,常給顧炎武講述岳飛、文天祥、于謙等忠臣義士的故事,教導他做一個忠于國家民族的人。特別是清軍攻占常熟時,嗣母雖幸免于難,但不愿茍活于世,絕食而亡。她臨死前囑咐顧炎武要保住氣節。嗣母絕食自盡的行為,深深震撼了顧炎武。

  為盡“保天下”之責,顧炎武壯年投筆從戎反清,中年騎馬北游續道統。1644年5月,南京的明朝殘余力量擁護福王朱由崧建立南明政權,年號弘光。顧炎武把恢復山河的希望依托于這個朝廷,受昆山縣令舉薦任兵部主事。并撰寫了《軍制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等文章,提出一整套復興大計。只是他還未及上任,清軍已占領南京,南明弘光政權覆滅。為了表明抗清的決心,顧炎武決定改名。他原名絳,字忠清。因敬仰文天祥學生王炎午的忠貞品格,改名炎武。作為一介書生,他還在家鄉積極參加蘇州、昆山保衛戰。家鄉被攻占后,他以精衛填海的精神自勉,立下“我愿平東海,身沉心不改”的誓言,奔走于太湖流域,積極開展抗清斗爭,其間幾經磨難,甚至險遭不測。

  隨著清朝政權的不斷鞏固,武裝反清復明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但顧炎武并未氣餒,為了堅守理想,他決定北游,尋找“保天下”的治國良策。1657年秋,45歲的顧炎武開始了長達25年的“北漂”生涯。因崇尚儒學,他北上首站直奔山東,游嶗山,登泰山,拜孔廟,尋覓名勝典籍,抄錄墓志銘,查閱地方志,真正做到“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他走遍山東、河北、河南、山西、陜西等地,一邊考察山川民情,結交志同道合的學者,徐圖復國大計;一邊探求學問,著書立說,尋求經世致用的救國救民之道。把實現民富國強的殷殷期盼寫進《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音學五書》《日知錄》等巨著中,以期“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

  “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的道德追求

  天下興亡,“匹夫”怎樣才能“擔責”?在顧炎武看來,明朝亡國教訓在于先“亡天下”然后“亡國”,而“亡天下”根本原因在于,士大夫寡廉鮮恥,喪失德行氣節,導致士風世風敗壞。因此,他提出“風俗者,天下之大事”,認為“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在他看來,維持世道人心既需要經濟基礎和制度支撐,更需要道德引領與規范。因此,“保天下”就要凈化整個社會的風俗道德。他認為,培養良風美俗,既要培養孝悌忠信,又要注重禮義廉恥,還要崇名節、尚厚重。而改變社會道德風氣人人都有責任,每個人都要從自己做起,身體力行。為此,他大聲疾呼,個人立身處世要堅持“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的準則。

  為學要堅持“博學于文”的道德準則,有所作為。“博學于文”出自《論語·雍也》:“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孔子認為,君子廣泛地學習文化典籍,再用禮約束自己,就不至于離經叛道。顧炎武繼承了這種治學方法,但他提倡的“文”,范圍更為寬泛,既指文章、文字,更指待人接物、立身處世之道,既指自然科學知識,更包括實踐知識。在他看來,治學的最終目的就是經世致用。只有認真學習“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國家”的知識,才能做“有益于天下”的有為之事。

  為人要堅持“行己有恥”的道德底線,有所不為。“行己有恥”出自于《論語·子路》,意思是人要用羞恥之心約束自己的行為。顧炎武把“行己有恥”作為做人的基本準則。在他看來,“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中,“明恥”最為重要。人有廉恥之心,國家才能形成知榮辱的道德風尚。他還特別指出,廉恥于士大夫階層來說,尤為重要,并強調“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顧炎武認為,“有恥”是個人行為的底線。因為知恥才能自覺羞愧,自覺羞愧才能恪守禮義,恪守禮義才能有所為,有所不為。這也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價值基礎所在。

  文章來源:《學習時報》2023年1月2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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