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也是這一年的12月初,中國抗日戰爭史上面臨著一個最嚴峻的抉擇時刻——民國政府的國都南京即將面臨日軍的全面進攻。盡管國民政府早已做好心理準備,并宣布了遷都,但是無論如何南京仍是國民政府的首都,首都被敵軍攻擊和占領,不但是國際關系史上的嚴重事件,而且對于被侵略的國家來說,也將是一場空前深重的災難。
于是,關于日軍進攻南京這件事上,抵抗還是不抵抗成為了當時一個激烈的爭論焦點。
這些爭論的意見里面可以總結為四種:
第一種:不抵抗。不抵抗的理由很簡單:抵抗了也沒用,從戰術上說,南京是個絕地,敵人可以三面合圍,而北面又阻于長江,無路可退。以國軍的戰斗力,無論如何不可能守住南京,也就是說,南京在日軍攻陷下,必然會被攻破。與其如此,倒不如我們自己宣布南京為不設防城市,以免敵人借口燒殺平民。
第二種:象征性抵抗。這一派的判斷同樣建立在最終無法守住南京的依據之上。他們認為:“應該堅持持久消耗的原則,不應該在一城一池的得失上爭勝負”。但是呢,礙于國際影響,以及擔心民眾對于國民政府抗戰意識堅定性的懷疑,再加上南京很多難以遷走的民眾呼吁保衛南京的聲音,因此,完全不抵抗是不行的。于是得出策略:象征性的留下十二個團,至多十八個團作抵抗,抵抗的同時部署好主動撤退的方案。
第三種:堅決抵抗。應該說,堅決抵抗的這一派,并不是因為他們認為南京可以守得住,同樣地他們心里也很清楚,南京最終是守不住的。他們的理由是:“南京是我國的首都,全國人民都看著它,又是孫總理的陵墓所在,哪怕流盡最后一滴血,哪怕守不住,也要用生命去堅守。”
除了以上三種意見之外,還有第四種與前三種有原則不同,那就是干脆投降。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汪精衛和周佛海等人。他們的理由是:“我們所謂的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因此,求和固然會吃虧,那就老實的承認吃虧,并且求于吃虧之后,有所抵償。”
應該說,以上四種意見里面,除了第四種之外,前三種不能說他們是什么投降主義,而是在面對不可更改的局面下,試圖尋找一種相對的最優解。盡管前三種意見存在著分歧,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觀點,但是前三種意見也僅僅是策略和觀點之爭,不能都說是立場原則之爭。他們雖然各有各的理由,但是這些理由都有各自的依據,這些依據也都立得住腳,絕非憑空杜撰。
所以,除了汪精衛所代表的第四種意見之外,前三種意見所暴露出來的問題不是是非層面的對錯,而是策略層面的困境。更值得當時所有人都思考和憂慮的問題還在于,南京淪陷以后又該怎么辦?下一個城市又是哪里?抗戰勝利的希望又在哪里?
有人說是持久戰,不爭一城一池的得失。這種說法聽上去似乎是有道理的,然而當時國民黨所提出來的持久戰卻根本經不起任何的推敲。因為,只有有希望的持久,才是可以堅持下去的,沒有希望的持久,必然難于堅持。
什么是有希望的持久?并不復雜,那就是在抗戰的過程中,農民要吃飯,百姓要生存,生產要發展,經濟能持續。沒有這樣的條件,僅僅是說持久,那這種持久帶來的將是絕望和無助。而且,沒有經濟和生產上的發展,你又拿什么物質基礎去支撐持久的作戰呢?
物質基礎一旦瓦解,焦慮失望、妥協悲觀的精神力量必然隨之動搖,那時候既沒有物質基礎,精神力量又動搖,持久戰也就失去了源源不竭的動力。此時,隨著殘酷戰爭的繼續發展,矛盾就會迅速激化。要抗戰,就要財政支撐,要兵源支撐,要物資支撐,還要精神支撐。于是政府就必然要求群眾更加配合,比如募兵,比如增稅等等,總之,民眾要更加配合才行,這就必然導致基層矛盾的激化。
作為百姓,我都吃不起飯,看不起病,生活都難以維系了,我還怎么支持和配合?這不是個愿不愿意配合的問題,而是一個還能不能配合得下去的問題。
作為當時的國民政府,如果還要繼續抗戰,那么就必然要有源源不竭的物資力量和精神力量,這些力量歸根結底有又都來自于百姓和民眾。于是,在攫取這種物資和精神力量的時候,越是進入艱難階段,各種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形式主義,一刀切的方案就越是隨之而至。再加上不可避免的汪精衛之流,發國難財的資本家,投機倒把的官僚資本團體從中作梗,外部勢力再推波助瀾一下,持久戰的希望也就極其容易破滅了,民眾的怨氣也會越積越多。
這就是當時國民政府所面臨的極端困境。
如果我們把自己的思路帶入到國民政府的視角里去,就會發現換誰都難以擺脫這種困境,因為不管上述三種意見里面的哪一種,都僅僅只是各自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訴求,且各自的訴求都有合理的成分。
所以,當人們問及這種國民黨號召的持久戰,到底堅持下去的動力是什么的時候,國民政府根本難以回答。蔣介石在當時能說的也就是一句話:“堅持下去,待國際形勢大變,中國當可轉危為安”。
把持久戰的動力寄希望于國際形勢之轉變,毫無疑問是窮盡辦法之后的無力與消極,是一種機會主義式的等待??梢哉f,當時的抗戰,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軍事問題和政治問題,它同時還是一個社會問題,生產問題,經濟問題,背后同時還是一個哲學問題。
說它是軍事問題和政治問題,甚至說它是社會問題和經濟生產問題,大家都好理解,但是為什么還說這是一個哲學問題?
我們只需要看一下當時的毛主席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就很清楚了。
我們主張全國人民總動員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或者叫作全面抗戰。因為只有這種戰爭,才是群眾戰爭,才能達到保衛祖國的目的。國民黨主張的片面抗戰(即:單純政府的片面抗戰),雖然也是民族戰爭,雖然也帶著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片面抗戰是一定要引導戰爭走向失敗的,是決然不能保衛祖國的。——《毛選第二卷,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
什么意思?歸根結底,是要發動群眾起來,走一條全民抗戰路線,否則不管怎么選,不管采用何種策略,最終的結果都是失敗。
換句話說:只有全民抗戰,才是支撐持久戰進行下去的源源不絕的動力。而這個全民抗戰,絕不僅僅是一個策略問題,甚至不僅僅是一個路線問題,它有自己的哲學根據,這個根據就是你相不相信這句話: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只有把一切路線和策略的立足點,放到人民群眾身上,才會有一條真正的所謂全民抗戰的路線,而是否真的相信群眾才是歷史創造者,這就是一個最基本的哲學問題。
這條路線是抽象的嗎?是口號式的嗎?不是的,它在當時有著非常明確的含義。這些含義主要包括這樣一些內容:比如:放開群眾的言論自由,允許群眾有結社自由(即結成各種抗日團體),允許工人罷工自由,尤其是允許群眾發起減租減息、廢除高利貸、分田分地的自由,改革政治機構以建立民眾意見反饋機制,改革軍隊以建立官兵一致、兵民一致的人民軍隊等等。
這些自由和改革措施,會不會帶來一些動亂?一定會的,然而這就回到了我們前面所說的那個哲學問題,歸根結底你相不相信歷史是群眾創造的?你相不相信群眾里大多數都是好人?你相不相信群眾身上那些盲從的缺點、自私狹隘的缺點是可以在斗爭中引導和克服的?我們常說的,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也就在于此。
回到具體的問題上,毛主席所寫的《論持久戰》與當時國民黨提出的持久戰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嗎?當然是有的。
這個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八路軍所發動的持久戰,是建立在以群眾來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為基礎的。而提供這種動力的方法就是上述所說的減租減息、廢除高利貸、分田分地以發展生產,發展經濟,建立民眾言論反饋機制等等。
所以,為啥當時雖然國共建立了統一戰線,但是局部的斗爭卻始終此起彼伏,原因就是八路軍一邊在抗日,一邊在發動對地主的減租減息、廢除高利貸等等運動。沒有這些運動,群眾路線就是一句空話,沒有這些運動,生產和經濟問題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沒有這些運動,就沒有支撐持久戰進行下去的物資力量和精神力量。而這些運動,就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群眾失業,百姓失去土地耕種,物資沒有保障,精神無法喚醒的問題的根本措施和辦法。
這就是毛主席所說的全面抗戰與片面抗戰的根本分歧所在。當時有很多文人墨客寫文章批判我黨,說什么國軍在前面浴血奮戰,你們卻在后方減租減息,是何道理?
其實道理一點也不復雜:支撐抗戰的根本力量,不在政府,不在軍隊,而是在群眾。也只有立足于此,才會有源源不竭的力量,于是在后來無數的艱難困苦面前,在無數的虎豹財狼面前,我們才始終有足夠的底氣喊出那句話:他們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