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還是不抵抗？

　　1937年，也是這一年的12月初，中國抗日戰爭史上面臨著一個最嚴峻的抉擇時刻——民國政府的國都南京即將面臨日軍的全面進攻。盡管國民政府早已做好心理準備，并宣布了遷都，但是無論如何南京仍是國民政府的首都，首都被敵軍攻擊和占領，不但是國際關系史上的嚴重事件，而且對于被侵略的國家來說，也將是一場空前深重的災難。

　　于是，關于日軍進攻南京這件事上，抵抗還是不抵抗成為了當時一個激烈的爭論焦點。

　　這些爭論的意見里面可以總結為四種：

　　第一種：不抵抗。不抵抗的理由很簡單：抵抗了也沒用，從戰術上說，南京是個絕地，敵人可以三面合圍，而北面又阻于長江，無路可退。以國軍的戰斗力，無論如何不可能守住南京，也就是說，南京在日軍攻陷下，必然會被攻破。與其如此，倒不如我們自己宣布南京為不設防城市，以免敵人借口燒殺平民。

　　第二種：象征性抵抗。這一派的判斷同樣建立在最終無法守住南京的依據之上。他們認為：“應該堅持持久消耗的原則，不應該在一城一池的得失上爭勝負”。但是呢，礙于國際影響，以及擔心民眾對于國民政府抗戰意識堅定性的懷疑，再加上南京很多難以遷走的民眾呼吁保衛南京的聲音，因此，完全不抵抗是不行的。于是得出策略：象征性的留下十二個團，至多十八個團作抵抗，抵抗的同時部署好主動撤退的方案。

　　第三種：堅決抵抗。應該說，堅決抵抗的這一派，并不是因為他們認為南京可以守得住，同樣地他們心里也很清楚，南京最終是守不住的。他們的理由是：“南京是我國的首都，全國人民都看著它，又是孫總理的陵墓所在，哪怕流盡最后一滴血，哪怕守不住，也要用生命去堅守。”

　　除了以上三種意見之外，還有第四種與前三種有原則不同，那就是干脆投降。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汪精衛和周佛海等人。他們的理由是：“我們所謂的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因此，求和固然會吃虧，那就老實的承認吃虧，并且求于吃虧之后，有所抵償。”

　　應該說，以上四種意見里面，除了第四種之外，前三種不能說他們是什么投降主義，而是在面對不可更改的局面下，試圖尋找一種相對的最優解。盡管前三種意見存在著分歧，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觀點，但是前三種意見也僅僅是策略和觀點之爭，不能都說是立場原則之爭。他們雖然各有各的理由，但是這些理由都有各自的依據，這些依據也都立得住腳，絕非憑空杜撰。

　　所以，除了汪精衛所代表的第四種意見之外，前三種意見所暴露出來的問題不是是非層面的對錯，而是策略層面的困境。更值得當時所有人都思考和憂慮的問題還在于，南京淪陷以后又該怎么辦？下一個城市又是哪里？抗戰勝利的希望又在哪里？

　　有人說是持久戰，不爭一城一池的得失。這種說法聽上去似乎是有道理的，然而當時國民黨所提出來的持久戰卻根本經不起任何的推敲。因為，只有有希望的持久，才是可以堅持下去的，沒有希望的持久，必然難于堅持。

　　什么是有希望的持久？并不復雜，那就是在抗戰的過程中，農民要吃飯，百姓要生存，生產要發展，經濟能持續。沒有這樣的條件，僅僅是說持久，那這種持久帶來的將是絕望和無助。而且，沒有經濟和生產上的發展，你又拿什么物質基礎去支撐持久的作戰呢？

　　物質基礎一旦瓦解，焦慮失望、妥協悲觀的精神力量必然隨之動搖，那時候既沒有物質基礎，精神力量又動搖，持久戰也就失去了源源不竭的動力。此時，隨著殘酷戰爭的繼續發展，矛盾就會迅速激化。要抗戰，就要財政支撐，要兵源支撐，要物資支撐，還要精神支撐。于是政府就必然要求群眾更加配合，比如募兵，比如增稅等等，總之，民眾要更加配合才行，這就必然導致基層矛盾的激化。

　　作為百姓，我都吃不起飯，看不起病，生活都難以維系了，我還怎么支持和配合？這不是個愿不愿意配合的問題，而是一個還能不能配合得下去的問題。

　　作為當時的國民政府，如果還要繼續抗戰，那么就必然要有源源不竭的物資力量和精神力量，這些力量歸根結底有又都來自于百姓和民眾。于是，在攫取這種物資和精神力量的時候，越是進入艱難階段，各種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形式主義，一刀切的方案就越是隨之而至。再加上不可避免的汪精衛之流，發國難財的資本家，投機倒把的官僚資本團體從中作梗，外部勢力再推波助瀾一下，持久戰的希望也就極其容易破滅了，民眾的怨氣也會越積越多。

　　這就是當時國民政府所面臨的極端困境。

　　如果我們把自己的思路帶入到國民政府的視角里去，就會發現換誰都難以擺脫這種困境，因為不管上述三種意見里面的哪一種，都僅僅只是各自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訴求，且各自的訴求都有合理的成分。

　　所以，當人們問及這種國民黨號召的持久戰，到底堅持下去的動力是什么的時候，國民政府根本難以回答。蔣介石在當時能說的也就是一句話：“堅持下去，待國際形勢大變，中國當可轉危為安”。

　　把持久戰的動力寄希望于國際形勢之轉變，毫無疑問是窮盡辦法之后的無力與消極，是一種機會主義式的等待?？梢哉f，當時的抗戰，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軍事問題和政治問題，它同時還是一個社會問題，生產問題，經濟問題，背后同時還是一個哲學問題。

　　說它是軍事問題和政治問題，甚至說它是社會問題和經濟生產問題，大家都好理解，但是為什么還說這是一個哲學問題？

　　我們只需要看一下當時的毛主席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就很清楚了。

　　我們主張全國人民總動員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或者叫作全面抗戰。因為只有這種戰爭，才是群眾戰爭，才能達到保衛祖國的目的。國民黨主張的片面抗戰（即：單純政府的片面抗戰），雖然也是民族戰爭，雖然也帶著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片面抗戰是一定要引導戰爭走向失敗的，是決然不能保衛祖國的。——《毛選第二卷，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

　　什么意思？歸根結底，是要發動群眾起來，走一條全民抗戰路線，否則不管怎么選，不管采用何種策略，最終的結果都是失敗。

　　換句話說：只有全民抗戰，才是支撐持久戰進行下去的源源不絕的動力。而這個全民抗戰，絕不僅僅是一個策略問題，甚至不僅僅是一個路線問題，它有自己的哲學根據，這個根據就是你相不相信這句話：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只有把一切路線和策略的立足點，放到人民群眾身上，才會有一條真正的所謂全民抗戰的路線，而是否真的相信群眾才是歷史創造者，這就是一個最基本的哲學問題。

　　這條路線是抽象的嗎？是口號式的嗎？不是的，它在當時有著非常明確的含義。這些含義主要包括這樣一些內容：比如：放開群眾的言論自由，允許群眾有結社自由（即結成各種抗日團體），允許工人罷工自由，尤其是允許群眾發起減租減息、廢除高利貸、分田分地的自由，改革政治機構以建立民眾意見反饋機制，改革軍隊以建立官兵一致、兵民一致的人民軍隊等等。

　　這些自由和改革措施，會不會帶來一些動亂？一定會的，然而這就回到了我們前面所說的那個哲學問題，歸根結底你相不相信歷史是群眾創造的？你相不相信群眾里大多數都是好人？你相不相信群眾身上那些盲從的缺點、自私狹隘的缺點是可以在斗爭中引導和克服的？我們常說的，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也就在于此。

　　回到具體的問題上，毛主席所寫的《論持久戰》與當時國民黨提出的持久戰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嗎？當然是有的。

　　這個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八路軍所發動的持久戰，是建立在以群眾來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為基礎的。而提供這種動力的方法就是上述所說的減租減息、廢除高利貸、分田分地以發展生產，發展經濟，建立民眾言論反饋機制等等。

　　所以，為啥當時雖然國共建立了統一戰線，但是局部的斗爭卻始終此起彼伏，原因就是八路軍一邊在抗日，一邊在發動對地主的減租減息、廢除高利貸等等運動。沒有這些運動，群眾路線就是一句空話，沒有這些運動，生產和經濟問題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沒有這些運動，就沒有支撐持久戰進行下去的物資力量和精神力量。而這些運動，就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群眾失業，百姓失去土地耕種，物資沒有保障，精神無法喚醒的問題的根本措施和辦法。

　　這就是毛主席所說的全面抗戰與片面抗戰的根本分歧所在。當時有很多文人墨客寫文章批判我黨，說什么國軍在前面浴血奮戰，你們卻在后方減租減息，是何道理？

　　其實道理一點也不復雜：支撐抗戰的根本力量，不在政府，不在軍隊，而是在群眾。也只有立足于此，才會有源源不竭的力量，于是在后來無數的艱難困苦面前，在無數的虎豹財狼面前，我們才始終有足夠的底氣喊出那句話：他們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