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人是地主

　　日前，與眾友相聚，有后生問：這地主，是不是因為家里地多了而被戴了帽子的。

　　我思索了片刻，回答：不盡然。

　　順著話題，我把土改時代農村如何識別、區別每個家庭成分的政策規定和確立依據，與大家“溫故知新”了一下。

　　首先，成分是根據各個家庭在解放前三年的經濟狀況所決定，農村分別有雇農、貧農、下中農、中農、上中農、富農和地主。其中，雇農系無立錐之地、全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長工、短工，是農村中的“無產階級”；貧農擁有少量土地和簡單的生產工具，主要靠租種他人土地生活，養家糊口入不敷出，不得不出賣部分勞動力，是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中農基本上有田有房，能自耕自足，但年景不好時也會去大戶家幫著打工，要承受一點剝削；富裕中農家庭擁有基本的生產資料和耕牛等，平時日子寬裕，農忙時還得雇人幫著收和種，有輕微剝削行為，以不超過年度總收入百分之十五為限；富農家庭生產資料比較充裕，存有一定“活絡”資金，不愁吃穿住，出租部分土地，雇人臨時幫工家中具備勞動能力之人都下地干活，有剝削收入，但在年度總收入中的比重一般不超過百分之三十；至于地主，不但地多，生產資料齊全，除收取豐厚的地租外，還有高利貸等大筆外快進賬，任用管家和師爺，使喚長工和丫鬟，一家子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依仗的的全是剝削收入。

　　聊著，我聯系咱東濱村的實況，舉實例“對號入座”，讓大家把“地主”的“概念”理解得透徹、實在一些。

　　解放后，我們村被劃為地主的，有3戶。三戶中，一戶去上海市區經營了，家庭主要經濟來源是工商收入，來老家只是收點田租，算不上資本家，但也不再是正爾巴經的“地主”了。第二戶，沒多少地，也沒多少生產資料，但橫行鄉里，心狠手辣，大小老婆娶了三房，建了個茶館，所用磚瓦木料，全是明盜暗搶擄掠得來的，還把人家兩弟兄給活埋了，實際上是個惡霸。只有第三家，田地多，瓦屋大，場院寬，也雇工，精于算計，道地的土老財。

　　舊社會里，“地主”為何能占有比別人家多的土地，原因有三。

　　一是靠“圣恩”，吞并土地不費力。我們老家地處東海之濱，長江帶來的泥沙與大海的浪潮相遇后，漲潮時互相“頂牛”，平潮時泥沙沉積，退潮時海水被江水逼走了，泥沙沉積了下來，這種現象，地理書上稱為“三角洲”，老百姓叫“漲灘”，咱們浦東，就是這么“漲灘”出來的。海岸線東移，可耕地增擴，皇上就下“圣旨”封賞部屬，讓有軍功的下屬“跑馬圈地”，就是在規定的時間和區域內，騎上快馬跑上一圈，圈里的土地就歸他所有。軍官領賞后，賜給下屬，贈予親眷，傳給子女，這些“得利圈子”不勞而獲，坐享其利，或出租，或出售，從此四體不勤，五谷不分，飽食終日，聲色犬馬，是“皇恩浩蕩”下孽生的地主階級。

　　第二，是舊社會“朝中有人發財快”，官衙手中有一部分收益用于興辦學堂、發展教育、修橋補路、救災應急等公用事業的“公地”可支配，官員能以“承包”、“轉租”等方式實施“權力尋租”，把它交予親朋好友或心腹之人，結成“利益共同體”“開發”“經營”，層層盤剝，中飽私囊，盆滿缽滿，富的富了，肥的肥了，能遮擋門面的“好事”也辦了，是活繞死纏于封建官僚體系的地主階級。

　　第三，解放之前，社會混沌，是能把人變成鬼的“染缸”，老百姓“走好道成大為，跟壞道做癟三”，有些人本來家境不錯，但擋不住花花世界誘惑，有吸毒成癮淪為“鴉片鬼”的，有奢賭成性落得家破人亡的，無路可走時，就賣田賣地賣妻賣兒，也就有乘火打劫、落井下石者，廉價購進，高價賣出，田地越來越大，財富越來越多。也有一些好吃懶做之徒，屬于“流氓無產者”那一類的，或跪拜于軍閥豪強，或溜須于地方一霸，狗仗人勢，欺善詐良，偷盜搶劫，無惡不作，在成為地主階級的走狗和幫兇后，憑著心狠手辣，發了橫財，置地蓋房，逐漸座大，擺脫依附，成為地主階級中的一員了。

　　有人說，地主能成為地主，是因為有才因為勤勞，這是在為“為富不仁”洗白扯淡。那種制度下的兵荒馬亂，官匪一家，兵匪一家，巧取豪奪，敲詐勒索，老百姓過日子是暗無天日，克勤克儉，任勞任怨，能混個溫飽、不被算計，已是上上大吉，即便風調雨順，無災無恙，還是提心吊膽，還得小心翼翼，因為一旦手頭寬裕漏了風聲，便會有地痞“碰瓷”，流氓耍賴，強盜入室，土匪搶劫，誰敢張揚，誰敢高調？沒有靠山，沒有主子，憑雙手想發財，是白日做夢。封建社會是地主階級掌權，地主階級當道，皇帝是這個階級的總頭子總代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上讓誰當地主誰就是地主，不讓誰當誰就當不了地主。一道封賞，足可讓黔首一步登天，耀祖光宗，享不完的榮華富貴；一句“殺無赦”，可立馬被剝奪功名摘除頂戴廢為庶民，重者還要滿門抄斬株連九族。各地官衙大多是皇親國戚或跟著皇上鞍前馬后打下社稷的開國元勛，坐得江山后被分封到地方上，代替行使皇權，也是一樣的“一級包著一級”，“一級對效忠”，上上下下大大小小，構成了整個封建社會的龐大統治體系。所以，“官逼民反”，“揭竿而起”，不可能鏟除不平，解民倒懸?！端疂G》位列中華傳統文化四大名著，不但故事敘述得生動，人物刻畫得細膩，更是因為揭示了“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農民起義終歸失敗的教訓，告訴后人“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力的行動”而值得深思和汲取。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進行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是因為這三種勢力沆瀣一氣，瘋狂掠奪，殘酷盤剝，敲骨吸髓，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推翻這三座大山，遍布全國各地的地主階級，當然是革命的敵人，打擊的對象，斗爭序幕拉開，就出現了“好得很”的盛贊和“糟得很”的貶損。新中國誕生后，有《暴風驟雨》《山鄉巨變》等好多作品為打到地主階級推翻封建社會而歡呼喝彩的，但時至當今，卻也有為地主階級被打到而鳴冤叫屈的，例如《車欠土里》等——對于失去天堂，地主階級不甘心吶。

　　在與地主階級的斗爭中，我們黨一直是有理有節、很講政策、仁至義盡的。因土地革命而十年內戰時期，目標是推翻整個地主階級，而不止只是打一兩個土豪劣紳分田地；抗戰時期，除對《鐵道游擊隊》中高敬齋那樣死心塌地投靠倭寇的漢奸型地主伏法槍決外，解放區對地主階級采取的是減租減息政策，吸納具有抗戰熱情的愛國人士進入了統一戰線陣容。解放前后大規模土改的政策，是在剝奪“剝奪者”時，所要消滅的是整個地主階級而不是地主個人，所要改造的是思想而不是肉體，除對少數作惡多端、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者處以極刑外，“一個不抓，大部不殺”，留給足以他們能自食其力的生產、生活資料，既不流放也不驅逐，交于群眾監督實行就地改造。對他們的子女，堅持“不給出路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只要他們老老實實做人，規規矩矩做事，一樣的加入勞動組織，一樣的實行“同工同酬”。到1965年，不少地主份子的帽子因為改造成為新人而摘除了，有的是得到了寬大后帽子在群眾手里拎著， 只有極少部分還戴在頭上。到1978年后，什“地富反壞”，所有帽子，都扔到東海洋里去了。

　　總之，地主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誰強加的。封建社會孽生了地主，是農民養活了地主。吃“憶苦飯”時，除了《不忘階級苦》外，還曾經唱過一首《啥人養活仔啥人》，三段歌詞中，還記得的有這么幾句：地主不種地，吃不完的大米和白面；地主不養蠶，穿不完的綾羅與絲綢，地主不做工，住不完的洋房連高樓。

　　1968年“一打三反”時，聽大隊治保主任“敲打”“地富反壞”四類分子，有位老富農說：蔣該死自身都難保了，還有誰會困扁頭拎不清，指望他回來？

　　曾經的“地富反壞”，都早已對蔣家王朝失去了信心，憑現在那么幾個愿意化上幾捆錫箔、叨念幾句咒語的“困扁頭拎不清”，就能把它的魂招回了？

　　故事講到這里，友人皆點頭稱是：明白了，明白了。